雾岛的雨总带着化不开的黏腻，像揉碎的云絮泡在水里，慢悠悠淋到地上。林野站在便利店冰柜前，指尖刚触到柜门的凉意，身后就传来一阵特殊的声响——不是地砖常见的清脆脚步声，而是布料摩擦的窸窣，混着雨丝打在伞面的沙沙声，温柔得像种提醒。
他回头，正撞上女孩的目光。她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裙，裙摆沾着泥点，显然在雨里走了许久。手里没提购物篮，只捏着枚边缘起毛的旧邮票，拇指反复摩挲着上面的图案：一座白色灯塔，塔顶橙红色灯芯的油墨已晕开，在潮湿空气里泛着淡灰的痕。林野认得这灯塔，来雾岛第一天，他在老邮局门口的旧海报上见过——那是十年前就拆了的北角灯塔，如今只剩块刻名石碑，藏在环岛公路尽头的荒草里。
“麻烦借过。”女孩声音轻得像雨落梧桐叶，没等林野完全侧身，便从他身边挤过，径直走向货架深处。林野的目光不自觉追随，看见她拿起一沓厚实质感的牛皮纸信封，边角磨得毛糙，像是从旧箱底翻出的；又取了瓶标签被捏皱的矿泉水，最后才把东西放到收银台。扫码时，她特意将夹在信封里的旧邮票朝下，似是不愿被人看见。等女孩撑伞走进雨幕，林野才惊觉自己盯了太久，手里的冰可乐都快化了。
拧开可乐，冰凉液体滑过喉咙，才压下心里那点莫名的在意。这是林野来雾岛的第三个月。三个月前，他在一线城市的快递站递出最后一个包裹时，突然累了——每天骑电动车穿梭高楼间，听着对讲机里的催单声，看着收件人或不耐烦或敷衍的脸，总想起母亲临终的话：“等你累了，就去雾岛看看，那里的风是软的，雾能藏住所有心事。”
母亲是雾岛人，嫁去外地后再没回来，却总把雾岛挂在嘴边。她的遗物里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就只有个深棕色旧邮包，肩带缝着块褪色补丁，上面绣着半座灯塔。林野辞了职，背着邮包坐十几个小时火车、转两小时大巴，终于踏上了这座常年被雾裹着的岛。
雾岛果然如母亲所说，清晨和傍晚的雾浓得能把五十米外的路灯变成模糊光晕，空气里混着海腥味与植物清香，连风刮过耳边都带着慢悠悠的节奏。他在岛中心租了间小阁楼，窗户对着老街区，早上能听见早餐铺的蒸笼声，晚上能看见家家户户的暖黄灯光，日子像杯温吞的茶，没波澜却踏实。
三天前，林野在老邮局找了份活。邮局在雾岛最老的街上，门口挂着块掉漆木牌，“雾岛邮政”四个烫金大字的边角都磨圆了。局长是个叫老张头的花白老头，说话夹着烟味，笑起来眼角皱纹能挤成花。“我们这早不忙了，”老张头推来杯泡着干菊花的热茶，“年轻人都用手机发消息，也就些老人还惦记着给外地孩子写信。”他顿了顿，从抽屉翻出一摞泛黄信封推过来，“不过得管点‘特殊’活——这些都是压了好几年的‘死信’，地址模糊、收件人找不到的，有的连寄信人都没有。以前没人管，现在交给你，每天骑车在岛上转，能送就送，送不了就攒着月底归档。”
林野拿起最上面一封浅粉色信封，娟秀字迹写着“雾岛南巷，李阿婆收”，可“南巷”二字被水洇得快看不清。“南巷早拆了，改成公园了。”老张头叼着烟慢悠悠补充，“但别灰心，说不定李阿婆还在岛上，雾岛小，转着转着可能就找到了。”
林野把信放进母亲的旧邮包，发现肩带松了，找针线缝紧时，摸到内侧有个小口袋。伸手一掏，竟摸出枚邮票——和便利店女孩手里的一模一样，也是北角灯塔图案，只是这枚颜色更鲜亮，边缘也整齐。他把邮票夹进笔记本，骑着老张头给的旧自行车出了邮局。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，链条时不时“咔嗒咔嗒”响，像在跟他搭话。
林野沿环岛公路骑，雨停了，雾却更浓，路边灌木丛挂着水珠，风一吹就落在衣领里，凉丝丝的。到北角时，他看见块刻着“北角灯塔遗址”的石碑，碑身爬满青苔。他停下车子走过去，又想起母亲的话：“北角的灯塔啊，以前是雾岛的眼睛，不管雾多浓，看见灯塔的光，就知道家在哪了。”
摸了摸口袋里的邮票，林野突然觉得，雾岛的雾里藏着太多没说出口的故事，而他这个新来的邮差，或许就是要把这些故事找出来的人。天色渐暗，远处住户亮起灯，灯光透过雾气变成暖黄光斑。他骑上车往回走，特意绕到早上的便利店，站在门口望着雨后天晴的天空，心里忽然生出个念头：说不定明天，还能再遇见那个捏着旧邮票的女孩。